入学后的第一次班会内容就是选举班干部，没想到这种操蛋的事情在大学里依然存在。我对班干部一向是反感的，这个角色就像国民党设在共产党内部的眼线，使得革命行动稍有风吹草动就被残酷镇压，正义凛然的革命人无不为此遭受迫害。

　　杨阳和我颇有相似之处，尤其在此方面，我俩的态度完全一样。杨阳上高中的时候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因为屡次被女班长告密，所以每次他的兴风作浪都被班主任尽收眼底，为此他先后得到过无数个口头警告和一个因屡教不改的警告处分。

　　杨阳对我说：“我不想去开班会。”

　　我说：“我也不去，让那帮傻逼争得头破血流吧！”

　　我和杨阳无所事事地呆在宿舍，躺在各自的床上，目光呆滞地仰望着天花板。

　　过了一会儿，杨阳响起鼾声，我却辗转反侧，无心入眠。一想到那些当选班委的同学为了证明自己与老师是一丘之貉，他们会用心险恶地迅速帮助老师制订一套对付学生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便感觉前途荆棘丛生，一片无形的乌云遮住我们头顶的阳光。

　　我是一个比较自利的人，不会俯首甘为孺子牛地为人民服众，因为我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能力，我不会被列入任何先进分子或受表杨的名单，而一些学生却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或是博得老师的厚爱，极不情愿但又佯装出一片热忱地为班级做工作，与其说他们是为同学服务，不如说是在提前为自己谋利益。我曾亲眼看到一个给老师跑前跑后的学生干部，在毕业前夕请求老师给他开出一张在校期间出色完成社会工作的证明，他说公司在招聘时会优先考虑这样的学生。由此看来，我纯净无邪的自利与他们唯利是图的热情相比，还是高尚的。

　　我翻了一个身，看到杨阳那把立在墙角的吉他，于是坐起身，拿过吉他发泄地胡乱弹了几下。

　　睡在上铺的杨阳俯身向下张望，说：“操，我以为谁呢，原来是你丫的。”

　　“你丫别睡了，教我弹琴吧。”

　　“真想学？”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教我。”

　　杨阳跳下床，说：“这东西不难，你要想弹得跟大师似的，一辈子也不可能；你要是想弹得跟我似的，有一个月就行。”他拿过吉他，一边弹一边冲我挤眉弄眼地唱了起来。

　　我决定在这种无聊的生活中学点儿东西聊以慰藉。“好，就这么说定了，明天去买吉他！”我拍着杨阳的吉他说。

　　“你丫轻点儿，差点儿被你砸漏了。”杨阳心疼地抚摸着自己的吉他。

　　我在杨阳的陪同下去琉璃厂买了一把民谣吉他和一本乐理知识，从此便告别教室，整日呆在宿舍与琴共舞，杨阳也为自己找到一个不去上课的借口——教我弹吉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感觉生活中充满乐趣。

　　一天，张超凡下课回到宿舍，把老师的话传达给我和杨阳，如果我们再不能够在老师点名的时候出现在教室，就将被取消考试资格。

　　对于这个警告，我和杨阳都有些畏惧，取消考试资格便意味着成绩按零分处理，如果每学期不及格科目的学分加在一起，超过这学期所选科目总学分一半的话，我们就会得到“试读”的处罚，累计两次“试读”将被开除学籍。

　　我又坐回到教室的椅子上，两眼呆呆地凝望着老师一翕一合的嘴唇，不知道他在语无伦次地说些什么；一些同学像甲壳虫一样频繁地抬头低头，手在本上快速地飞舞着，也许是在抄笔记或作业，更可能是在给前排某个背影看着不错的女生写情书。在这种环境里，我往往呆不到五分钟就会产生睡觉的欲望，好在我经常坐在身体肥硕的张超凡后面，只需头一低，便可趴在课桌上酣然入睡。

　　杨阳随身带着WALKMAN，他在感觉无聊的时候就会带上耳机听歌，听着听着，便也睡着了,坐着睡，趴着睡，还有时候会躺在旁边同学的腿上睡。旁边同学前面的同学放了一个臭屁，以为只要装得坦然，就没有人会知道屁是从他身体中释放出来的。可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杨阳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当场指出就是前面那个同学放的屁，“我先是感觉一股气流迎面而来，紧接着就是一阵恶臭，而且我用鼻子寻找到臭气的发源地，就是你丫屁股那部位！”杨阳得意地抓住那个同学的衣领说。

　　那个同学因为玩儿现了，只好解释说最近肚子不舒服。

　　杨阳说：“闻了你丫的屁我一个月都舒服不了！”

　　杨阳把这个同学害得挺惨，以后不管是谁放了屁，大家都会归咎在他身上，无论他如何面红耳赤地争辩说：“是孙子放的！是孙子放的！”

　　白天更多的时间被消耗在课堂上，我不忍心看着青春就这样付流水，于是到图书馆借了一些书，有梁实秋、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