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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把手给我
鲍尔吉·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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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某年腊月二十三的晚上，人称小年夜，我们一家人围桌大啖囤积的蛋白质、脂肪和饮料。
有人敲门。
小年一般无访客。开门，一位60多岁的宽脸大汉站立，像门框镶的一幅画。他笑得沉静，胡须浓密，如同说：“看你们能不能认出我，看你们在吃什么。”
“哟！”我爸如梦方醒，“白长岁！”
我妈同时喊：“白长岁！”像抢答。
我把手里的鸡腿放下，想——从他的胡子、带笑意的细长眼睛和摔跤手的身姿想起，他叫白长岁，我爸的战友。
“快进屋，进屋……”我父母迎他进屋，大喜过望。白长岁矜持地蹭蹭鞋底，掸掸衣服，进屋坐下。
“哎呀，十年没见面了！”我爸说。
“十多年了。”我妈予以纠正。
白长岁可是在战场上救过我爸一命的。在辽沈战役攻打锦州的时候，他们是骑兵。而“文革”中，他们有些战友被打死或自杀了，因此，经历过两大劫难的战友相遇，均有隔世之感。他们上次见面是在20世纪70年代，“文革”刚结束时。
我爸激动地述说，越说越快，我妈伴以泪水。白长岁专事吃肉喝酒，父母说完，白长岁也吃饱了，解开裤带并咧开大嘴笑，露出坚固的牙齿。
“我这次来，”白长岁用下巴指我，“来看他。”
父母把目光转向我，惊讶，我更惊讶。当时我二十五六岁，除刚结婚外，别无业绩。白长岁从遥远的地方来看我什么？
白长岁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照片，是他和我的合影。照片上，我们俩长得特别像。我那时十来岁，他四十多岁，在沈阳。
他说：“我老了，想念好多人。除了去世的，我打算见所有我想见的人，所以我去了云南、青海。我女儿在北京，我打算在你家停一
下之后到北京过年。”
我爸大惑不解：“你绕这么大的弯儿，就为看我儿子？”
“难道不行吗？”白长岁反问。
“行，行！”我爸给他斟酒。大家还是困惑。白长岁对大家的疑惑并不理会，展开第二轮吃喝。白长岁曾把师长的土霉素药粉倒掉，给战马梳小辫、扎红头绳等等，是阿凡提式的人物。我父母迫切地等他开口，他却若无其事地啃鸡爪子，把炒黄豆一粒一粒丢入嘴里嚼，最后捧起铝盆喝白菜豆腐汤，说：“你们这些人脑袋不开窍。”
“对，对。”我爸终于等到他开口了。
“那时候，”白长岁说，“我们在沈阳的大西客栈一起住了半年，你治腰病，我也是，‘文革’时被打伤的。我和你儿子一起玩儿，我讲故事，他背诗，我们俩还一起上动物园。后来我想，他长得和我这么像是为什么呢？时不时拿照片瞧瞧，琢磨这孩子现在长什么样啦？昨天早上一醒，我决定到你们这儿来看看，这就来了。”
我父母哈哈大笑。白长岁从帆布兜里掏出一把银锁、一小块麝香，还有奶豆腐、黄油给我，竟没给我爸什么礼物。后来，他们谈至深夜。第二天，白长岁坐凌晨4点钟的火车赴北京。
此事至今已过去多年，我想起来有时发笑，有时感动，觉得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一种不需要理由的想念，或者说爱。人与人的爱可以超越利益、年龄、性别，甚至血缘。我没有围困长春，也没在战壕里分吃豆饼，但白长岁爱我超过爱我爸，貌似滑稽，实则真切。一种无来由的想念也是亲情的一种。好比说，一个人如果是一棵树，所念者不单纯是土壤、水分和阳光。如果我是树，也想念在我身上落过的小鸟儿，想念风和一去不返的流云。人与人的亲善，并不一定是你对我好，我生感谢，孜孜于施与报。放眼看，岁月之中那么多温暖的眼神和手掌都值得记在心底并深深怀想之。我帮过白长岁什么？今夕何夕，他却来看我。 去年我与友人一同回到当知青的赤峰县东方红大队。日落时，从队长秦举的家里吃过饭出来，秦举用右手攥我左手，走在积雪的村路上。当年，我们这些知青饿了、想家了，就到秦举大哥家吃饭，挤在炕头唱歌。他欣欣然照顾并没图一丝回报，至今依然挂念我们。走到汽车前，秦举的手还不松开，使我无法用右手握他的右手道别。这时候，你觉得手有表情、有语言。手用手温说话，没说完的时候它不松开。此刻，嘴里的语言反显笨拙、虚假。
白长岁来到我家也说：“来，把手给我。”他拉着我的手，看手心手背，握紧，好像手就是我。我不过是无数平凡人中的一个，无事迹值得别人牵系。凡人的爱如青草一样卑微，却在每一寸土地上生长。
写到这儿，想起我的老师、诗人安谧的一首诗：
爬山啦／把手给我／涉水啦／把手给我／那边呼唤啦／把手给我。
如果男女与血缘是美丽的花，其他的情缘则如同深绿的草地，丛丛簇簇，在花的背后铺遍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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